Shall we talk？
文/孫有蓉(2008/01/01刊載於第一刊意識報)
十
暴力與公權力
造橋鋪路、各地的捷運、高鐵、懲處社會禍害，公權力如此，成果令人讚揚；然而，拆掉違法的鐵皮屋，使無家產的貧困者失去最後的依歸、拆除樂生，讓捷運順利興建富裕新莊、拆下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牌匾，這些不也是公權力？時常，我們看見執法者以公權力的姿態向反對者示威、理直氣壯執行「正義」，無視所有反對與乞求的聲音，如此的公權力令人義憤填膺。為什麼同樣看似執行公權力，一些被鼓舞，認為是社會進步的力量；一些被唾棄，譴責為民主暴力？
我在大中至正事件期間，曾兩個晚上靜坐抗議，訴求「在未與人民協商的情況下，拆除就是民主暴力」，一位政大研究所的學生問我：「政府在做很多事的時候都未曾與人民商量，比如說裝路燈或者修馬路，為什麼單在這件事上就要與人民商量呢？這樣說的話，到底什麼樣的事情政府應該與人民商量，而什麼樣的不用呢？」我開始思考：什麼情況下公權力是有爭議而需要協商的，是那些引起衝突的公權力？使人利益損失的公權力？使弱勢者更加無法生存的公權力？還是忽視人道精神的公權力？
下意識地，我們似乎都認為公權力即執行公眾利益；開路、促進地方交通與經濟發展，為了地方利益政府理當使用公權力使道路順利開發。這樣的公權力難道不代表正義？但當道路經過民宅、廟宇、社會弱勢族群居住地或者受政府救濟的痲瘋病院時，公權力充滿敏感性與爭議。而使公權力充滿敏感與爭議的難道不是利益的損害、情感的不尊重、行政人員的不人道與整體行政的功利化？於此，公權力尚厚著臉皮自稱「正義」，就免不了被群眾唾棄為國家暴力了。另一方面，人民需要國家進行建設、發展地方經濟；同時又在衝突發生時唾棄政府使用國家暴力損害個人利益、不尊重信仰、沒有人道精神、用多數暴力踐踏少數人的權利甚至人權，政府行政於此實在窩囊。
是民主制度告訴我們人民有權利參與政治的想像，發表自己的意見，捍衛自己的利益與立場。「窩囊政府」這樣荒謬的結論必將回到民主制度中探討並尋求解答，公權力也將擺回民主的脈絡，重新尋求正義與正當性的定義；那些讓群眾狂熱、政治對立的難道不是台灣的民主政治？
Make it work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自由、民主」作為現代進步國家的表徵不斷地被強化型塑。從國小開始便教育小學生們選出班長與幹部，表面上是實行學生自治，實際上卻永遠是幫老師「統治」好整個班級。中學的學聯會所營造出的仍是上對下的階級性思考，或者玩樂取向的學生活動為主。待進入大學，學生們自然認為學生會便是為學生處理事務、爭取更多權利、娛樂學生，完全忽略學生自治如同民主，是一種自覺，一種對決定自我生活樣貌的覺醒；也是一種自發性討論及對話的氛圍，在對話間不斷挑戰正義及公理，以求真理的彰顯。
教育如此，國家整體的民主更是淪落到視「合法」為正義，執法者每每宣揚著自己的合法性，使「合法」擴音式地掩蓋守舊者的價值觀、歷史的厚度甚至弱勢者的生存權。取得政權如同取得正義的定義權，用私自定義的正義對群眾大聲嚷嚷。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大篇幅的討論正義，其中不難看出，希臘城邦中對正義的定義往往是「立法者的利益」。而台灣政治人物對政治的想像往往與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希臘城邦不謀而合，期望以修改法律的方式定義出「正義」。聽似荒謬，但這樣的訊息卻每每從執法者口中傳達出。警察面對抗議群眾時、拆除樂生時、拆除遊民鐵皮屋時，無時不認為自己代表著正義而拒絕與所謂的「不正義」對話。
難道民主就是在執行政策時大喊：「這是人民的意見而我們要表徵民主的精神，只有剩下一小部分的人頭腦不清」嗎？在沒有與人民協商與對話前，「民意」從何而來？
肥皂箱與民主精神
「肥皂箱上的民主精神」如神話般地種植在上一個時代，夢想式地傳遞到了這個時代。我們從來不知道為什麼民主的精神彰顯在肥皂箱上的對話；我們從不知道民主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文化脈絡中扎根成長。在台灣，我們活生生地體現「化橘為籽」，卻毫不思索我們共同的土壤，一味如孩童般拿著枝葉互相揮打，而「肥皂箱上的民主精神」永遠都只是教科書中一句動聽的話。
在論述中，民主的精神可條列式地無限延展，最常被提起的那些「協商、妥協」的精神在台灣都蕩然無存。在繁複的權力相互制衡設計下，民主制度以最成功的姿態保障了權力，使其不可能被壟斷；但繁複的制衡機制同時也成為最危險的環節。議會制度強化了政黨間面對不同意見協商的必要性，而台灣的議會總是上演著「只要是彼政黨提的一律不同過」、「法案不通過都是在野黨與中央政府做對」、「議會不同意所任命監察委員就索性不提名，使監察院形同虛設，沒有監察體系監督行政豈不樂哉？」如此小孩般任性地無理取鬧。除了設法溝通、協商，所有阻止會議開始或者主席進入的手段都出現了，使國家許多行政進入空轉，監察制度停止運行。民主制度下最危險的環節：權力的相互制衡，在缺乏協商與妥協的共識下崩壞、腐化。
協商、妥協、法制、程序正義…等，化約這些冗長的所謂「民主精神」，剝去厚重的外衣，單純問：「肥皂箱上的民主精神」到底代表著什麼？親民？簡單的競選，乾淨純粹的政治？某個老師曾經告訴我，他曾經在海德公園裡目睹候選人在肥皂箱上對著民眾發表政見。僅僅一個肥皂箱的高度，群眾與候選人對話、辯論，沒有單向宣示性的語言，沒有宗教似的精神口號，只有理性與對話。
是「對話」，最純粹、單純、平實的「對話」，這才是民主精神的土壤與根源。沒有這樣的默契、沒有這樣的氛圍，專制、階級存在於思想中而非社會中，如果我們不將自我從思想中解放，我們如何從社會中解放？我們如何希冀自由的空氣與自由意志的表達？
所有的抗爭似乎都這樣發生，生保法、樂生、寶藏巖、大中至正…，無數的社會議題，無數的不公不義。除了醜陋的利益糾葛與「勤政愛民」那些口是心非的屁話，在不視溝通、協商為民主必要條件下，社會的不正義一再循環、擴大。沒有改善，沒有轉圜。
許多人說，這是個沒有法治的國家；許多人說，這是個用暴力摧毀並定義國家認同的國家；許多人說，這是個私自定義正義的國家；我說，這是個沒有對話的國家。封鎖了思想與表達，讓政府的語言有恃無恐的代表大眾，讓這個社會改變不需要革命、不需要槍砲彈藥，甚至不需要走上街頭遊街抗議；我們所需要的只是最簡單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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