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誰說生日快樂
文/孫有蓉(發表於第十四期意識報)
看著倒數著日子的計時器企盼著台灣大學生日的到來，我想對這所大學說聲「生日快樂」。走過校門，走過椰林大道，走過傅鐘，學生們魚貫地從我身邊匆匆走過。我該對誰說生日快樂？對著廣闊的校園吶喊？對著傅鐘或傅園低語？向校長道賀，請他幫我轉告台灣大學？或者我一位位地和每位台灣大學的學生、教職員、行政人員說聲「生日快樂」？台灣大學在哪裡？難道在活動中心的大郵筒中？
我們都知道，翻遍校園找著「台灣大學」太傻。「台灣大學」並非僅僅一個代表這個族群的符號，單純的符號沒有內在意義或者性質，但當我們想對「台灣大學」傾吐，這個對象含著兩種面向，社會對於台灣大學形象所形成的共識，與所有台大過去現在成員所形塑的共同意識。
消失的先天共識
當我們的互動方式愈來愈近似交換或某種交易，我們就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讓我們以為集體並不需要存在，是我們一個個的個人和其他個人在交往、在交換資源、在交易。我們不再意識到，是「社會」作為集體讓我們以如此形式交往，是我們自己想要交換任何文憑證照，是我們自己來此交換社會資源。對於大學教育，又未嘗不是愈發以交易的姿態出現？前兩刊我們討論了「知識商品化」與「大學職業訓練所化」的現象，這不再是一種對於功利心態的批評，而是當大的知識環境改變後所產生的現象。我們進入大學，其中有多少是懷著幾十年前那種以真理為標的的情懷遊走校園？其中有多少打算著換取一張社會憑證？其中又有多少還在摸索人生？
然而，就算懷著交換態度，認為我們努力、付錢到了這所學校，這所學校應該用知識、技能、憑證作為交換，但這樣的交換卻是完全不對等的。我們所繳交的學費過於低廉，而所享有的資源卻太過龐大，如此誇張的比例已經不再是教育政策，政府希望打造低廉高等教育的結果。而是社會因停留在過去對大學，對台灣大學既定印象，而賦予這所大學大量的社會資源，但除了訓練更多「專業」人才回報企業，以現在社會對於大學鬆散的共識，不管是個人還是社會，都無法賦予大學，或者大學生更多社會責任。
這絕對不是在批評我們大學生現在完全不以社會責任為自我責任，而是討論「規範」在社會中形成、運作、崩毀。這些規範並不是指那些我們所意識到強加於我們的強制力，而是那些根植於個人，我們視怎樣的價值、什麼身分的人有什麼責任為理所當然的規範。
社會所形塑對於大學的共識，已經因為環境的轉變而無法形成規範，無法在我們的腦中形成一個大學的既定形象，所以我們對大學的想像不再被社會框架，同時也不再擁有共識。每當有人發表言論表示：大學生就應該如此如此，必然引起大學生一陣譁然；誰有權力給我們扣上一頂怎麼樣的帽子？
在此，我把社會所給予所有成員對於大學的既定印象稱作先天共識，因為對於尚未進入這個群體的成員就能夠擁有的共識，而非進入群體後在群體內所形成的共識。
歷史的斷裂
生日，一直都是回顧一生的好日子。同樣地，也讓我們稍稍地回顧一下台大這所學校的生命故事，也許這些歷史可以告訴我們一切都並非如此理所當然，一切都並非如此輕而易舉。
原諒我簡單地將台大歷史化約為幾個小事件，這些事件的挑選過於主觀而無法呈現完整的歷史發展架構。
當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之初，整個台灣被緊張與低迷籠罩，中央政府為了在動盪的情勢中穩定社會，採取了對個人、國家所有機構、學校最嚴密的控制。在這樣的氛圍中，政府對台大嚴重的干預讓台大在民國38年的之後兩年中換了不少校長，直到這位台大所有學生都記得的校長—傅斯年校長。
為什麼傅斯年校長如此受整體學生尊敬，我們忘記了歷任的所有校長，但就算完全不知道台大歷史，我們還是知道傅斯年。這不是因為傅鐘天天敲著，而傅園是個大一新生的服務掃除區，而是因為傅斯年校長是用著他的生命在經營這所學校。傅校長將白色恐怖抵擋在校園外，拚了命保留從北京大學就被保障的自由精神，最後在校長任內逝世，校長一職屆時不滿一年。
四六事件
四六事件是至今已被多數人遺忘的歷史。民國38年三月二十日，一位台大法律系同學與一位師大博物系同學單車雙載在大安橋下被員警以違反交通規則攔下，雙方發生衝突後，兩名學生被毒打一頓送入警局拘押。之後兩校學生包圍警局，並要求局長道歉、懲處失職警官並保證不會再發生如此事件。翌日，台師大兩校學生包圍警局並高唱大陸學運歌曲，引起當局高度關切，當時派任台灣的陳誠決定鎮壓學生。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六日，軍隊團團包圍台大與師大宿舍，台大方面，傅斯年校長強硬要求軍隊退出校園，不可波及無辜學生，但還是有二十一位學生遭警方帶走。師大方面，軍隊進入校園與學生發生嚴重衝突，共兩百多名學生被帶回警局偵訊。根據後世對於判決書的調查，四六事件總共有十名學生遭槍斃，刑期十年以上者二十三名，五年以下及管訓者二十一人。(此中不乏真正的共產黨員)師大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當日被補跳車逃亡，三年後被捕槍斃。
傅斯年校長雖然無法將白色恐怖完全阻隔在台大校園之外，但台大校園在白色恐怖時期已是整個社會中最安全的港灣。直到民國六十年保釣事件所引發之台大哲學系事件，又發政府對言論控制一例。
保釣事件至台大哲學系事件
民國五十九年，釣魚台的領土爭議開始醞釀，由海外留學生首先引爆保釣運動，傳回台灣引發一連串保釣運動。「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的字樣寫在白布上高高從今天的哲學系館屋頂垂掛下來，引發台大校園一連串愛國運動。緊接著愛國運動之後，學生在當時的大學論壇(刊物名)上引發一連串的筆戰，
自由之愛
自由之愛在第五刊意識報曾經和讀者們介紹過，以簡略地介紹帶過請見諒。
民國七十五年，在學校對於學生刊物尚有嚴格的審核制度下，大學新聞社因某刊物不符合校方規定，被校方施以停社一年為懲處。大學新聞社隨後馬上連署社團負責人給了當時的孫震校長一封公開信。經過大學新聞社幾個社團、大陸社、大論社、三研社的努力，最後在學生會議中，廢除了當時的刊物審核制度。(請參見第五期意識報)
對於我們來說，野百合學運是學運的尾聲，也是較多人知道台大有參與的學運。但對於不斷被翻攪的野百合，那時的學運精神不但無法感動今天的學生們，反而開始讓學生對於不斷翻攪的歷史感到厭惡。導致那時所凝聚對於大學的共識，對於台大自己的共同意識也開始土崩瓦解。因為歷史的斷裂，前人在這所校園內所形成的共同意識也隨風消逝了，我們雖然不斷地舉辦著新生典禮、慶祝著校慶、舉辦著杜鵑花節、畢業典禮…等儀式，但在這些儀式中，我們並沒有因為集體的歡騰而感到我們是個整體。但這個群體並非沒有共同意識，只是今天的共同意識潛藏在衝突中，只有面對衝突才會展現團結。就像學校開拓舟山路時、學校改變選課制度時、社會要求大學生負起社會責任時，我們都還是可以清楚地看見團結。這些並非因為單純私人利益遭受侵犯所以自然而然地反擊，社會要求大學生或者台大學生多負擔社會責任與私人利益又有何糾葛，但當集體受到衝突影響，每個成員還是展現出了集體中個體的特性。
雖然，我們之間的團結、連結或者情感很薄弱，但在一連串的尋找中，我還是找到了台灣大學作為一個有內涵集體的象徵。我們不急於填充或尋找這個集體意識的內涵，也許在我們輕聲對學校說「生日快樂」的同時，我們就充實了些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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