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大學幹麻?!

我們要大學幹麻?!

文/孫有蓉(發表於第十三期意識報)

科技快速竄發的幾十年來，電腦成為高度發展社會全面性的媒介，為了進入新媒體，讓自己重新接觸世界，知識的本質毅然改變成為可在科技和網路上流動的訊息。進入符碼世界後，知識被儲存、累積、交換，產生了資本所擁有的條件而進入商品圈。在知識商品化後，對力倡教育知識、研究探求真理的大學首當其衝，紛紛有了職業訓練所的風貌。如果在大環境的條件下，我們所需要的是職業訓練所而非專研知識的大學，那為何不撤銷所有大學改成一間間職業訓練所？我們要大學幹麻？如果我們肯定了大學存在的必要，那大學在這個社會上又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雖然知識大量的符碼化，我想我們還是很難找到任何機構知識密度超過大學，可以有大量的學生、大量的學者教授密集地研究，實驗、撰寫論文，高度有效率地產出知識，在這樣的條件下，知識重要的發源地還是大學，也被大學定義。何況，知識轉變成流通、交換的訊息後，有價值的就不再是訊息本身，而是我們能夠如何重組訊息、如何創意、如何用已存在的資訊轉換為新穎的商品，知識必須不斷地創新，不斷演進，因為知識一定被局限、被僵化固定，陷入不斷複製的停滯階段，社會也跟著不再前進。(請見第十一刊意識報言論自由憑什麼)在這樣的論說下，大學似乎又找回了存在的意義。

我們要怎樣的大學

近年來一系列調漲學費的風波，我聽到了對於大學的兩種想像：面對到調漲學費的時刻，就會有人極力倡導大學應該要機會平等，人人都有權利接受高等教育。另一方面，隨著政府給予國立大學的經費逐漸減少，以台大來說，政府所正常給予的經費只剩下總經費的百分之三十，而我們不斷地看到大學和企業合作，學校資源用以營利的比率逐漸升高，而政府老是提著五年五百億諸如此類的大餅，剝奪大學自主，要所有大學乖乖聽話。「政府抽手、大學法人化」呼聲在及。

難道這兩種呼聲沒有道理嗎？難道他們不是衝著正義？在大聲疾呼、憤憤不平的同時我們卻沒有發現，這兩種說法有著相衝突的想法、相衝突的概念，更有著相衝突的結果。政府沒有大框架的論述，一味地左右討好，而我們這些首當其衝的受教育者又怎能以眼下片面的利益片面地主張著「高等教育普遍化」與「大學法人化」？

「高等教育普遍化」與「大學法人化」到底存在著怎麼樣的內在衝突？事實上，這兩種說法完全由兩套互相扞格的思維邏輯所衍生，一種主張著社會擁有強烈共識，偏向社會主義國家的思維邏輯；另一種主張傾向於政府完全撤手，在經濟的運作下促進競爭力與大學自主。

大學的緣起，是較相近於法人組織的。中世紀後期，歐洲同業手工業者開始組織成行會來保護貿易和要求財產權，經濟活動與財產不被封建貴族控制，而行會中除了非常有組織的保護，更有完善的藝徒教育制度，培訓學生、評審技能程度、各等級資格等等。受到了行會制度的影響，學者也聯合起來組織了行會形式的組織來保護自己的權利，最後發展成為大學組織。這樣的組織以行會的模樣出現就是要將政治權力的影響革除在外，但這並無法直接推論出：因為在這時代我們也必須把政治權力革除在外所以大學應該法人化。

教育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社會學家涂爾幹提出了一種很引人入勝的想法：教育本身並非單純只為了增長知識或者技能，教育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要人進入社會，進入社會已形成的共識，讓兒童在長大後能夠適恰地融入社會，認同社會所認同，遵守社會所令其遵守。並非教育決定了社會需要些什麼，而是社會決定需要教育些什麼內容。這並非什麼陰謀論式的闡述方式，涂爾幹認為社會沒有團結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團結除了在經濟上的分工強化了團結，社會的共識也是維繫團結且讓社會成員為了團體願意犧牲小我成全社會的必要條件，就算在看似經濟完全接手政府權力的現在，共同意識還是以一種潛性規則的模樣，讓我們不知不覺地遵守著社會規範。所以我們國小、國中、高中以來，老師對我們影響，尤其對我們行為、思維模式的影響突兀地巨大，不僅僅只是因為大家都恰巧地碰上了影響人深遠的好老師。

但到了大學教育，如果不以國民教育或者普遍教育來看待它，大學教育本來的目的並不在形塑社會共識或讓個人順利地被吸納入社會，但在一個經濟分化如此專業的社會中，每一個社會團體的行動都如同千一髮動全身般地影響著社會整體，大學教育不可能完全獨立於社會，沒有任何社會規範、社會意識的沾染。就算如此，大學本來是追求真理的。

兩種教育邏輯的典型

幾年前，台灣吹起了一陣北歐的風，但這陣風本身充滿了一個社群對自己的驕傲與滿滿的期許。請原諒我的不足，讓我撇開北歐成為現在社會福利國家的歷史與脈絡，直接從北歐的高等教育性質談起。北歐福利國家給大家的基本印象「從搖籃到墳墓」不是沒有原因，以瑞典為例，瑞典從小學教育一路到大學教育所有公民都不需負擔學費。從1950年代一直到1989年，各個高等教育所設置的科系與教學計畫都還是全權由瑞典教育部負責制定。

「小學到大學教育全額免費」對於主張高等教育機會平等的人來說多麼誘人，但我們沒看清楚的是，這個完全由政府所提供的教育體系中，高等教育也成為國民教育性質的一環。既然有著國民教育的性質，以瑞典為例，整個高等教育體系一直到最近二十年才開始讓學校有一點自主性，否則整個政府囊闊了整體的教育內容與計畫。為什麼福利國家政府提供了整套的國民教育呢？福利國家眾所皆知的特色有幾個，其中最典型的即賦稅特高與政府照顧周詳，而到底什麼樣的動力才能讓公民接受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賦稅呢？

在一個高度專業化的社會中，因為分工所帶動的社會團結、協作和運轉應該超過由整體社群形成共識所促使的團結，讓我們看看幾個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即可發現，整個國家時常很難擁有一致的共識讓我們團結在一起達成什麼樣的目標，社會中的分工與專業化已經順利地支配著大部分社會活動。要打破這樣經濟的思維邏輯，一個社會需要達成堅不可移的共識，讓資源以另一種模式進行分配。要維護這樣的社會共識，教育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對社會進行再生產，而這種在生產過程可以保持社會現有的運作機制，讓學生繼續當學生，長大後自然地在社會當中找到了已經被確立的職業，維繫社會現在的運作。對於強調社會共識的福利國家，教育對於國家來說當然是必不可少的一環，所有國民從小到大的所有教育不僅教授技能、知識、就業，更不斷地強化著這些未來行使權利公民的社會共識。所以，在這樣的社會中，如果沒有夠強烈的社會共識來維持整個社會朝向共同方向，如同瑞典般的教育體系很容易被政治惡意地侵犯，並藉由政治的力量形塑出另一種共識來達成私人利益。

簡單總結將高等教育國民教育化的思維邏輯，教育的整體除了培養國家所需人才與專業，更為了維護整體社會所形成的共識，讓進入社會的公民自然而然地接受整個社會所決定的走向，比如說高賦稅資源分享的觀念。政府全力支持教育，但同時也完全介入教育，而在社會已達成共識接受高稅率、政府執行資源重分配，也需要教育來讓共識不斷成為共識。

另一思考邏輯較偏向資本主義社會。雖然在這些社會中，大學以下教育還是受政府支配作為形塑兒童社會相關意識的媒介，讓兒童長大後順利進入社會並認同社會規範，但大學教育事實上是中世紀行會的再進化版本。大學是一個研究機構，是一個發展知識的場所。這麼說的話，那不是應該只有私立大學而沒有公立大學嗎？整體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所反映出的階級與對立最與社會的安定息息相關，在資本主義反省過其競爭邏輯後，這樣的特徵愈來愈明顯，國家適時地必須介入資源分配，消除社會階級的僵固，所以在這樣的脈絡中有了公立大學來保障所有有意願讀大學都有管道獲得機會求取知識。在這樣的氛圍中，私立大學的校長扮演著經理人的角色，擔起募款與增進資源的責任，與我們傳統以來文人風範的校長形象有很大的差距。

為什麼不提出論述

台灣現行的教育制度，尤其是高等教育制度擺盪在兩種思維邏輯間不斷地累積著衝突與矛盾，政府對國家教育沒有有系統且一致的想法，遇到主張衝突或者每一種呼聲都予以模糊的回應。為什麼不提出論述？為什麼不和人民對話，告訴大家我們擁有什麼樣的教育目標，希望藉由什麼樣的方法達成如此的教育目標。當我搜索此篇文章資料時，我看到許多出國調查教育制度的報告，一份瑞典、芬蘭的報告的心得與建議中寫道：近年瑞典因為被英美所影響，讓學校享有更多自主，所以政府對大學的管理由政府控制模式轉為政府監督模式，逐步將大量的評鑑和監督權力下放給中間機構來承擔，如高等教育督學署等。也就是這些改革，使得瑞典高等教育雖然是完全義務教育，但還是能保持很好的教學品質。這相當值得台灣教育學習和借鏡。我們的高等教育制度就在政府一邊抽手，硬逼著大學法人化的同時用著福利國家模式的評鑑邏輯。而我們到底要在這種錯置中無憂無慮地生活多久，又忍受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