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踩上高跟鞋—中山女高與五二零就職典禮
總統當選人馬英九將於五二Ｏ於台北小巨蛋舉行就職典禮，中山女高接獲馬辦及台北市教育局通知，將甄選一百名學生協助就職大典的接待工作；中山女高表示，雖然明天才截止報名，但報名人數踴躍，將擇日舉行面試，身高、品德、英語能力，及學生著高跟鞋的儀態都將列入考量。
中山女高學務主任蕭穗珍表示，校方原構想先從高二生的九百名學生中甄選，若有不足，再由高一學生遞補，看來報名踴躍，參與的學生將以高二學生為主。
她說，擔任服務的學生以身高、品德、英語能力為基本考量，此外，學生面上的表情、穿著高跟鞋的儀態也是重要的評選項目，明天報名截止後，學校將先查閱學生的品質資料，並立即成立評選小組，另外，也會通知學生做相關的準備，由於訓練時間約為兩週時間，獲選學生須取得家長同意。
--錄至【大紀元
數不清如這般的事件來不及討論即變成過眼雲煙，而這宛如選美比賽的典禮接待徵選也在一陣「物化女性」的批評指責下迅速地以「不穿高跟鞋」滅了火。
在我看到這則新聞時，如許多人的反應，對這樣把女孩當作花瓶，更根本上運用榮譽感形塑學生價值觀的政府行為感到不齒與不以為然。但上篇討論兩性平等的文章筆墨未乾、思緒未斷，讓我好不容易擺脫所謂反男性沙文主義的報復性思維，冷靜下來重新思考這件來龍去脈都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
哪裡物化女性?
這件事當中我們必須問兩個問題：這樣的行為到底哪裡物化女性？不穿高跟鞋是否就沒有物化女性？
我第一次踏上高跟鞋，已經是升大學的年紀了。到了大二以後，鞋跟的叩叩聲已經變成了我的標記，如同想要叩醒地底的巨靈般。對我來說，高跟鞋是社會化的象徵，而因為我大學迅速地社會化反而讓我更加想要捍衛尚未被社會化的幼苗。因此，這新聞讓我馬上產生反感的並非物化女性、視女性外表為某種工具性目的…等等人權問題，而是反感於「為什麼要強制她們社會化？」。如果社會形塑了一種氛圍，一種讚揚社會化的氛圍，那我們就不應該又返回來指責女孩們早早地用化妝品、高跟鞋來妝點自己。
中山女高的「旗隊」已有十九年歷史，在眾多的場合中都以旗袍與高跟鞋為標準裝備作為國家重要活動的接待。這次總統就職典禮物化女性的爭議馬上就讓旗隊們變成了旗袍配上平底鞋，從表面上的變遷來看，這樣的改變似乎更加保守了。
在這整件事件中，高跟鞋不知為什麼變成了主角，但被民眾忽略的重點在於：只有人能夠物化女性，而不是物。高跟鞋沒辦法物化女性，但社會、政治上的行為卻是有沒有高跟鞋都可以物化女性。
歷史
整個中國文化的歷史上充斥著女性以傷害自己的身體來追求男性社會所形塑的美與端莊，小腳的輕盈、高跟鞋的搖曳…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屬不盡。女性主義翻盤後開始肅清，並進行轉型正義，所有有迫害女性自主、視女性只有外貌具其價值之嫌的物品都被批評為物化女性。但若高跟鞋是物化女性的工具，這群中山女中學生所踏著的高跟鞋又和成天在路上來回的高跟鞋有何不同？因為我們因著我們的自由意志而選擇穿上高跟鞋，而他們被要求串上高跟鞋嗎？
回到事件本身來看，物化女性的絕對不是高跟鞋、化妝諸如此類形式上的舉動，而是那種以突顯女性外表價值作為一種榮譽感的思想將女性降低為只有工具性價值。主流價值觀一直受著政治族群的形塑，有多少我們所熟知的歷史就是掌權族群不斷地刻意形塑某種價值觀，運用榮譽感、社會價值、禮教來讓我們不知不覺地對掌權族群只剩下了工具性價值，乖順地扮演著它要我們扮演的角色。
希特勒青年軍如此、大躍進的時候如此、紅衛兵如此…而這些只是歷史中太過激進的例子，活在歷史中的我們卻常常是無法察覺自己在被設計好的思考邏輯下生活。而在那些過於激進的時代中，也只有少數的人才超脫了框架下的邏輯，而更少數的人做出了反抗。但自由意志是可能的，至少與人為意志比擬，無法有人真正限制自由意志，而人透過思想、想像接近無限。
結語
在整件事件中，政府被批評為物化女性、學生們被人感嘆有如蒙受恩寵、社會被評判為病態，但卻沒有人願意釐清，沒有人願意理解。政府可能無法掙脫它制式化的邏輯、學生可能無法超脫被框架的思維邏輯，他們只是爭取榮譽感，如同我們曾經追求好成績；而社會，那個由我們共同組成的社會，在社會中的我們怎能自命清高地指責著社會的病態？這與一個台灣人說台灣人都是騙子又有何不同？(此為一悖論，形成「台灣人說台灣人是騙子，但說話者也是台灣人，所以他如果是騙子則台灣人不是騙子；台灣人是騙子則他不是騙子，但他也是台灣人。」這般語言上的矛盾)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