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之何謂啟蒙
文/孫有蓉
這是一篇只有兩頁多的文章，而啟蒙所呼喊的口號是如此的簡單明瞭，”勇於運用理性”、”脫離自己不成熟的狀態”，哪一個時代不應如此？我開始問我自己，這篇文章為什麼這麼重要？
Dare to think
在康德眼中，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個最壞的時代。開明專制下，人們被允許公開地運用理性，將自己對這個時代的省思公諸於世；但在專制體制下，民眾像是被嚇習慣了的豢畜，懶惰於運用理性，更不會公開地彰顯自己的理性。
如康德所言：
在自然讓人們解脫外來控制後，無疑是懶惰與膽怯讓這麼大比例的人
樂於停留在不成熟狀態。同樣地，要讓其他人認定自己必須保護不成
熟者也是很容易的。維持不成熟的狀態是多麼的便利啊！
若我有一本書幫我理解；一位精神導師替我指點方向；一位醫生為我
保持健康…，我完全不需要努力，只要我可以負擔，我根本不需要思
考，馬上就有人替我完成累人的思考工作…。
就算理性可算是人們的第二天性，對許多個人而言，走出那不成
熟的狀態還是如此的困難；他們甚至沉溺於不成熟且無法運用自己理
性的狀態，因為他們甚至不被允許嘗試。那些機械性工具的教條與常
規是使他們永遠不成熟的枷鎖，而就算任何人能夠甩開這些枷鎖，因
為那些已成習慣的束縛，他也會連最窄的溝槽也不敢越過。所以，只
有少數那些培養自己心靈力度的，才能從不成熟中解放，並大膽地繼
續自己的道路。
為什麼運用自己的理性如此重要？這已經是個精密分工的社會了，為什麼不能讓”思考”成為某些人的職業，讓他們來替這個社會、甚至這個世界思考？
康德在此並沒有處理這個問題，也許因為每個人的人生有著顯著的不可取代性，沒有任何人有能力完全替別人思考，所以所有的”職業思考者”在社會上都有著”宗教性”或”不理性”的眼光。
Public use of one’s reason
對康德來說，人理性的用途分為兩種：一種用於私人，一種用於公眾。用於私人的理性指的是：個人對於身為公民在其公民崗位以及其職務上運用理性，使其將社會所委託於個人的使命更完善地達成；而理性的公共使用即是：任何作為一學習者將理性運用於整體讀者世界(reading public)。為什麼要將理性的運用分成私人與公眾？若我們認為，理性的運用可以無限上綱，那這個社會將不復存在，因為我們將在繳稅時先問：「我們為什麼要繳稅？」、在軍隊中長官下達命令時問：「我們為什麼要服從命令？」…，這些問題並非不能討論，而是整體社會的運作無法在每一個動作的當下允許大眾一個個的思考，所以通常我們理性的私人運用都會多少受到一點限制，使得社會上所有的機能能夠有效率且順暢地運轉。但這些問題不應該討論嗎？這些問題當然應該討論，我們暫時離開了社會中的既定位置，面向大眾，為了整體大眾來思考時，我們就在使用公共理性。而每一個公民都應該要盡其所能的了解所有制度、政治、規範背後的論述，而不應毫不質疑地聽命行事。這樣的思考，就牽涉到理性在公眾上的運用；任何能夠運用自我理性的人若不站出來大膽運用自己的理性替社會釐清問題、甚至讓整個社會看到自己的問題，制度的錯誤、想法的迷失、被掩蓋的公平正義誰來讓他們顯現？誰又會將被時代所忽略的真理與公平正義彰顯？
事實上，在康德的這篇文章中還隱隱約約地點出一個重點：啟蒙時代是整體社會意識第一次能夠在身為社會的一員的同時，跳脫出社會反觀自身社會的問題。這樣同時的主客體關係漸漸增進了社會上的共同論述，而社會上的共同論述才是改變整個時代思想的力量。套一句康德的話：「就算是一次的革命，也沒辦法改變一個時代的思想」因為思想的轉換，只能透過對大眾的啟蒙來完成，而在這個民主的時代中，整個社會講求一種”身在社會中，意識到自我為社會成員有為自我及整體社會思考責任”的公民意識，卻往往一成不變地運用著過往的思維要求大眾擁有公民意識，彷彿公民意識變成了個人的德性問題。
Open history
傅柯曾寫了篇很長的文章詮釋康德的何謂啟蒙，文章中說道：在康德的何謂啟蒙中，帶給人類最大的不是回答了啟蒙是什麼的問題，而是開創了一種歷史；這種歷史非編年史式的、非目的論式的、非敘述式的，而是一種開放的歷史，肯定每一個人改變歷史的能力。編年史式的歷史，是沒有年代就沒有歷史；目的論式的歷史，如猶太人的歷史般相信他們的歷史有一個終極的目的存在，沒有目的就沒有歷史；而敘述式的歷史，是沒有故事就沒有歷史；一種對開方式歷史的肯定，意味著這樣的歷史沒有框架，且深深相信著：只要人運用理性就可以改變自己的時代。在‹白玫瑰1943›這本書的封面上寫道：「每一個世代的勇氣，都重新決定我們的文明」，而我們這個世代又有多少的勇氣？多少人勇敢地運用自己的理性向大眾喊出這世界的問題而不畏懼世人的冷漠與眼光？而我們又終將決定出怎樣的文明？
後記
這篇文章本來是如同前幾刊一般，是一篇經典的介紹，而我也應”客觀地”詮釋康德的這篇何謂啟蒙，但在我與一位哲學系教授談論這篇文章後，我無法再冷靜地敘述、介紹這篇作品。康德自己很冷靜地敘說著為什麼我們需要啟蒙，而我們又為什麼如此地需要對大眾的理性運用，但身為另一個時空的我，是如何激動地認同且希望向所有人們吶喊：這個世界需要你”公眾地”運用你的理性，啟蒙這個社會。
這並不是在說這世界上有多少陷入”不成熟”狀態的人，而是要眾人看到這個社會、這個世界的問題，並讓大眾意識到這個社會是什麼樣子、又以什麼樣貌運轉。我所認識的這位哲學系教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無可否認地，他努力地教書，在他私人領域中運用理性完成社會給他的職責；但他同時嘲弄、批評著他所處環境的荒謬與思想混亂，他時常說：「永遠不要忘了幽默，當你將事物的不合理以幽默呈現時，人們的笑會告訴你他們已明瞭那些事物是如何的不合理。」
其實康德的這篇文章很單純，但也開啟了另一個開始，在此以後所有的”何謂…”都再也無法用一個確切的答案來回覆，而對於這樣問題的回答，變成了一個永遠的動作；只有行動，才有可能回答這個問題。
“這是不是個已經啟蒙的世代？我會回答：「這是個正在啟蒙的時代！」 ”
參考書目
譯至Kant’s political writing-“What is Enlightenment”
＊此文章在網路上已有公開版本，中英文皆有，中譯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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