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asis-i'm outta time
Here is a song
It reminds me of when we were young
Looking back at all the things we've done
You gotta keep on, keepin on
Out to sea, it's the only place
I Honestly
Can get myself some piece of mind
You know it's gettin' hard to fly
If I'm to fall
Would you be there to applaud?
Or would you hide behind them all?
'Cause if I have to go,
In my heart you'll grow
And that's where you belong...
If I'm to fall
Would you be there to applaud?
Or would you hide behind them all?
'Cause if I have to go,
In my heart you'll grow
And that's where you belong...
If I'm to fall
Would you be there to applaud?
Or would you hide behind them all?
'Cause if I have to go
In my heart you'll grow
And that's where you belong...
Guess I'm outta time...
I'm outta time...
I'm outta time
I'm outta time
I'm outta time
--
小安上次唱的歌，我滿喜歡的。
2009年3月19日 星期四
生態綠咖啡館之憤怒的演出者
3/15
在書對與資料庫中打滾，直到夜晚才能稍稍喘口氣。
生態綠是間很有趣的咖啡館，華人第一家公平貿易咖啡。裝潢很簡單，室內明亮的黃光令人感到舒服、寧靜、溫暖，只有只個座位，而且座位間靠著很近。咖啡自行決定價格，認為這咖啡應該花多少錢就給多少錢，這點很有趣，當然也另我很困窘，誰會知道應該要付多少才是公平呢。
但，咖啡館不是重點。
這樣的咖啡廳裡，會聚集的成員相似度實在太高了，高到基本上已經是人際網絡內的成員，要不是網絡的網絡就是網絡內的人。不久，小小三桌內已經開始互遞名片，「學姐」、「同事」地大聲朗朗起來。本來「冷漠地」咖啡廳頓時變得「熱鬧」，大家交談聲變大，並且參與隔壁桌的話題。
我大概再也不會想去這家咖啡廳了，雖然他很特別。
也許互動本來就是舞台，但當舞台以這種粗糙、目的性強烈的方式呈現，另我感到生氣且煩躁，本來休閒的心態馬上被抹去。就像穿著睡衣，突然又要求我走上燈打得大亮的舞台，給趕緊用什麼藏起睡衣。
我本來就不喜歡社交活動。咖啡廳，就應該不用有所顧忌地講話，但在這樣的場域中連我手中閱讀的書都進入話題，談話中，不斷感到他人的話語在強迫並且欲求進入我的耳朵，讓人感到窺視、監控且期待反應。不能讀書，就連交談都變得小心翼翼。當後台被強迫變成前台時，或者，別人想迫使成為他的前台時，是最令人不爽的時候了。
「我們並不互相認識，我並不在乎你扮演什麼角色，我也對你想營造什麼印象沒有興趣，可以讓我安靜休息嗎？」
心裡的我生氣地不斷想著。
但生態綠是家好咖啡館。
在書對與資料庫中打滾，直到夜晚才能稍稍喘口氣。
生態綠是間很有趣的咖啡館，華人第一家公平貿易咖啡。裝潢很簡單，室內明亮的黃光令人感到舒服、寧靜、溫暖，只有只個座位，而且座位間靠著很近。咖啡自行決定價格，認為這咖啡應該花多少錢就給多少錢，這點很有趣，當然也另我很困窘，誰會知道應該要付多少才是公平呢。
但，咖啡館不是重點。
這樣的咖啡廳裡，會聚集的成員相似度實在太高了，高到基本上已經是人際網絡內的成員，要不是網絡的網絡就是網絡內的人。不久，小小三桌內已經開始互遞名片，「學姐」、「同事」地大聲朗朗起來。本來「冷漠地」咖啡廳頓時變得「熱鬧」，大家交談聲變大，並且參與隔壁桌的話題。
我大概再也不會想去這家咖啡廳了，雖然他很特別。
也許互動本來就是舞台，但當舞台以這種粗糙、目的性強烈的方式呈現，另我感到生氣且煩躁，本來休閒的心態馬上被抹去。就像穿著睡衣，突然又要求我走上燈打得大亮的舞台，給趕緊用什麼藏起睡衣。
我本來就不喜歡社交活動。咖啡廳，就應該不用有所顧忌地講話，但在這樣的場域中連我手中閱讀的書都進入話題，談話中，不斷感到他人的話語在強迫並且欲求進入我的耳朵，讓人感到窺視、監控且期待反應。不能讀書，就連交談都變得小心翼翼。當後台被強迫變成前台時，或者，別人想迫使成為他的前台時，是最令人不爽的時候了。
「我們並不互相認識，我並不在乎你扮演什麼角色，我也對你想營造什麼印象沒有興趣，可以讓我安靜休息嗎？」
心裡的我生氣地不斷想著。
但生態綠是家好咖啡館。
2009年3月16日 星期一
青松談
3/14
中午，和論壇一行人去宜蘭訪問賴青松，背著一種郊遊的心情，再度回到小時的輕盈與愉悅。
青松是個多話的人，聽著和我們相同的語言，相對的學術、相對的結構、相對的習慣性，講述著一種我們未知的經驗。細細聽著，一些有關土壤的故事。
其實在許多言語中都可以察覺許多理論的經驗來源，所有人都可以感覺到都市生活態度與農村不同所有人都可以感覺到都市對待商品與農村的人際不同。我不斷思考著 Gemaischaft和Geselleschaft之間的互動，理性化的社會似乎被認為必須且所向無敵，在青松的口中，我深深地感覺到一種理性化的侷限。我們可以在各種「認證」和「評鑑」中看到這些侷限。我們不斷地批判著這些標準，說著這些標準的闕漏、不足與悖論。我本來會認為，要評判，標準是必然的，但現在發覺了，這樣的必然是在理性化世界中產生出來的。
但在這個思考點上還沒有結果。沒這麼簡單。
有機認證就如同所有評鑑的錯誤，一群局外人自以為客觀地以某些標準出賣叫做「有機」的商標，變成一種名牌，貼上名牌價格立即翻兩三倍。就像兩個房間中牆上很高的小窗口，生產者無所不用其極地符合這個小窗口，丟到消費者的房間去。因為產銷之間的斷裂，造成買一個安心必須有「理性地」認證作為證明。一種知識的條件：被論證的真信念。他要被論證。
「認證變成了一種生意。」好一點的，認證機構背後更有了驗證認證團體的機構，這完全是一種架構Russell Paradox之上的無限後退。這是理性化（也許和formalization扯上關係了）的問題吧，就如同形式化的語言般無藥可救。
「產銷斷裂的問題解決就可以了。」
但這真的可以普遍地解決嗎？以這一層層產生出了的結構來說，這不可能這樣就解決，這也就是為什麼青松必須改變運作模式了。
青松的穀東俱樂部以前是以合作社的概念運作的，股東出資，參與所有的決策過程，透明化所有資訊與過程，並且參與生產過程。利用這種方法讓產銷接觸，並且認識彼此。但因為七成的股東都是台北都市人，大部分抱著贊助的心態來加入，而參與整個決策過程不僅成本的門檻太高，知識層面的門檻也太高了，所以還是青松一個人忙。所以，五年後，今年青松把運作模式改了，除了保留了實做上的參與空間，產銷又變成簡單的交易。太困難了，要改變這個模式真的太困難了。但我認為青松本來的方式是有用的，是可能改變的，只是已經凝滯了的資本主義思考模式難以推動，這是不斷循環加強的後果，不可能容易改變。
--
括特。
「有機認證就像台灣教育，以前大家都愛蘋果、梨子，不喜歡蕃薯。在我們教育的過程中就在挑選出蘋果，老師也最喜歡蘋果，所以大家都開始把自己打扮成蘋果，蕃薯把自己洗乾淨、塗紅紅、削成圓形。結果現在，蘋果因為大家都進口變便宜了，蕃薯反而因為很少人種，大家又說抗癌什麼的又開始流行，來不及種出蕃薯賣，有幾個蕃薯跑出來大叫「我是蕃薯！我是蕃薯！」其他人說：「你怎麼會是蕃薯，蕃薯有土、也不會紅紅的」，留下精神錯亂的蕃薯。還有那些精神錯亂的蘋果。」
「現在人家說這一代的作文很差，喜歡用火星文詞不達意什麼的，我認為這一代很誠實地反應出了他們的生活經驗。沒有那樣的生命經驗的人，你要他抒發這些怎麼可能。上一代把生活變好，就是變平淡嘛，生活變好又要感情豐富，你茶來伸手飯來張口還感情這麼豐富幹麼？火星文反而是創造一些新鮮的趣味。」
中午，和論壇一行人去宜蘭訪問賴青松，背著一種郊遊的心情，再度回到小時的輕盈與愉悅。
青松是個多話的人，聽著和我們相同的語言，相對的學術、相對的結構、相對的習慣性，講述著一種我們未知的經驗。細細聽著，一些有關土壤的故事。
其實在許多言語中都可以察覺許多理論的經驗來源，所有人都可以感覺到都市生活態度與農村不同所有人都可以感覺到都市對待商品與農村的人際不同。我不斷思考著 Gemaischaft和Geselleschaft之間的互動，理性化的社會似乎被認為必須且所向無敵，在青松的口中，我深深地感覺到一種理性化的侷限。我們可以在各種「認證」和「評鑑」中看到這些侷限。我們不斷地批判著這些標準，說著這些標準的闕漏、不足與悖論。我本來會認為，要評判，標準是必然的，但現在發覺了，這樣的必然是在理性化世界中產生出來的。
但在這個思考點上還沒有結果。沒這麼簡單。
有機認證就如同所有評鑑的錯誤，一群局外人自以為客觀地以某些標準出賣叫做「有機」的商標，變成一種名牌，貼上名牌價格立即翻兩三倍。就像兩個房間中牆上很高的小窗口，生產者無所不用其極地符合這個小窗口，丟到消費者的房間去。因為產銷之間的斷裂，造成買一個安心必須有「理性地」認證作為證明。一種知識的條件：被論證的真信念。他要被論證。
「認證變成了一種生意。」好一點的，認證機構背後更有了驗證認證團體的機構，這完全是一種架構Russell Paradox之上的無限後退。這是理性化（也許和formalization扯上關係了）的問題吧，就如同形式化的語言般無藥可救。
「產銷斷裂的問題解決就可以了。」
但這真的可以普遍地解決嗎？以這一層層產生出了的結構來說，這不可能這樣就解決，這也就是為什麼青松必須改變運作模式了。
青松的穀東俱樂部以前是以合作社的概念運作的，股東出資，參與所有的決策過程，透明化所有資訊與過程，並且參與生產過程。利用這種方法讓產銷接觸，並且認識彼此。但因為七成的股東都是台北都市人，大部分抱著贊助的心態來加入，而參與整個決策過程不僅成本的門檻太高，知識層面的門檻也太高了，所以還是青松一個人忙。所以，五年後，今年青松把運作模式改了，除了保留了實做上的參與空間，產銷又變成簡單的交易。太困難了，要改變這個模式真的太困難了。但我認為青松本來的方式是有用的，是可能改變的，只是已經凝滯了的資本主義思考模式難以推動，這是不斷循環加強的後果，不可能容易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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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特。
「有機認證就像台灣教育，以前大家都愛蘋果、梨子，不喜歡蕃薯。在我們教育的過程中就在挑選出蘋果，老師也最喜歡蘋果，所以大家都開始把自己打扮成蘋果，蕃薯把自己洗乾淨、塗紅紅、削成圓形。結果現在，蘋果因為大家都進口變便宜了，蕃薯反而因為很少人種，大家又說抗癌什麼的又開始流行，來不及種出蕃薯賣，有幾個蕃薯跑出來大叫「我是蕃薯！我是蕃薯！」其他人說：「你怎麼會是蕃薯，蕃薯有土、也不會紅紅的」，留下精神錯亂的蕃薯。還有那些精神錯亂的蘋果。」
「現在人家說這一代的作文很差，喜歡用火星文詞不達意什麼的，我認為這一代很誠實地反應出了他們的生活經驗。沒有那樣的生命經驗的人，你要他抒發這些怎麼可能。上一代把生活變好，就是變平淡嘛，生活變好又要感情豐富，你茶來伸手飯來張口還感情這麼豐富幹麼？火星文反而是創造一些新鮮的趣味。」
2009年3月12日 星期四
三月十三 about Goffman
讀完Goffman的the re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對自己感到嘲諷，對世界也感到嘲諷。Goffman接著互動論的傳統，在Mead討論社會過程中所產生的自我之後，又將這種過程更具象地討論。這本書中的前提幾乎是直接把Mead書中的前提拿來用，在這樣的前提下：我知道他人對於我什麼樣的舉動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而我自己在這樣的舉動下會做出同樣的反應，來說在各種情境中人的行為被怎樣地規範，而且還是有意識地運用這種規範來傳遞要讓他人對自己產生的印象。
在前提下，我們可以確定某些互動模式會被確定下來，在Mead的書中被比較沒有系統地表達成他人態度或者社會態度，而在Goffman的書中被表達為情境定義。我覺得這個詞用的不錯，一個已經有互動慣性的情境，我們會去定義自己當下處於什麼樣的情境，而情境本身決定了所有人的角色（包括觀眾的角色）、互動模式，當有人脫序演出時就會使所有在場人感到窘迫。（所以這種行為對於情境的符應就這樣順利地和道德或者禮儀掛勾了）
我們之間的差別，僅僅在於有些人對於情境定義很敏感且快速，並且熟練地知道這個情境裡所被期待的所有角色和對角色的規範。
我們這組期末報告要做Goffman，我覺得滿好的，反正我經驗豐富並且很有心得。
這，只能當作自嘲了。
在前提下，我們可以確定某些互動模式會被確定下來，在Mead的書中被比較沒有系統地表達成他人態度或者社會態度，而在Goffman的書中被表達為情境定義。我覺得這個詞用的不錯，一個已經有互動慣性的情境，我們會去定義自己當下處於什麼樣的情境，而情境本身決定了所有人的角色（包括觀眾的角色）、互動模式，當有人脫序演出時就會使所有在場人感到窘迫。（所以這種行為對於情境的符應就這樣順利地和道德或者禮儀掛勾了）
我們之間的差別，僅僅在於有些人對於情境定義很敏感且快速，並且熟練地知道這個情境裡所被期待的所有角色和對角色的規範。
我們這組期末報告要做Goffman，我覺得滿好的，反正我經驗豐富並且很有心得。
這，只能當作自嘲了。
2009年3月10日 星期二
蹺課
我時常蹺課。
這兩個學期我幾乎把哲學系的課都蹺了，這學期只有賴曉黎的課乖乖去上。
當我感到氣急敗壞，對自己失望透底，感覺自己整個都失控時，我開始想為什麼。
因為那些課太過容易了。
我一直認為，大學的課程應該精深，但我卻發現課愈上愈簡單，根本八竿子跟專業打不著關係。
不是老師上的不好，我覺得老師在配合學生程度，學生的努力程度。
以前修楊金穆老師研究所的課，就會感覺到這才是學術，這才是令人有熱情的知識。但哲學系大部分大學部的課程都完全摸不著邊，讓我一點都不想去上課。
這一點也不專業，一點也不學術！
但，不斷地睡過頭是我的問題。就算不上課也應該把時間拿來好好做事讀書的。
重新要求，重新反思，重新生活。
這兩個學期我幾乎把哲學系的課都蹺了，這學期只有賴曉黎的課乖乖去上。
當我感到氣急敗壞，對自己失望透底，感覺自己整個都失控時，我開始想為什麼。
因為那些課太過容易了。
我一直認為，大學的課程應該精深，但我卻發現課愈上愈簡單，根本八竿子跟專業打不著關係。
不是老師上的不好，我覺得老師在配合學生程度，學生的努力程度。
以前修楊金穆老師研究所的課，就會感覺到這才是學術，這才是令人有熱情的知識。但哲學系大部分大學部的課程都完全摸不著邊，讓我一點都不想去上課。
這一點也不專業，一點也不學術！
但，不斷地睡過頭是我的問題。就算不上課也應該把時間拿來好好做事讀書的。
重新要求，重新反思，重新生活。
2009年3月8日 星期日
意識報農村再生條例專題：國家、農業、農民與農村
國家、農業、農民與農村
--農業為何不能擺入國際市場「自由競爭」
文/孫有蓉
農村青壯人口大量外移、進口農產品價格比本地農產品價格更加低廉、農民三不五時需要國家補助，這些訊息不斷重複地透過大眾媒體灌輸進所有人的腦中，強化著台灣農村凋敝、農業衰敗、農民老弱的印象。
世界貿易組織（WTO）在籌組時本來只限工業產品為此組織協定的貿易對象，但在預期受益國的強力推動下，世界貿易將各國農業產品也納入了共同貿易市場中。韓國農民對於農業進入WTO激烈抗爭多年，許多國家也不斷要求保護自家農產業，提高本國糧食自給率，只有台灣，為了換取進入國際市場二話不說簽訂大比例從外國進口農產品的協議。打開了農業的門戶，換得的是台灣過於低廉以致農民無法養家活口的農業、衰弱的農村與剩最後一口氣的農民。
既然台灣農業競爭力如此低落，為何要保護台灣農業？為何不將台灣農業直接交由自由競爭下的國際市場決定其去留？國內農業成本過高可以直接由進口糧食、農產品替代；國內沒有人從事農業就直接開發農村，讓台灣成為一個沒有農村、沒有農業的地方，反正市場國際化、全球化，透過貿易，所有物品透過自由貿易，都可以達到最低成本最高利潤。一個國家，為什麼要保護國內農業？
自由競爭的神話
國際化，或者全球化自由競爭貿易，是搭建在一個宛如理想國般的假設上所畫出的美好藍圖，在這張藍圖上，所有國家透過貿易將會進行最完善的分工，使得產業在各個國家都用最低的成本產出，商品也都用最低的價格買入，一切在全面性的競爭與淘汰下，篩選下了資源可以最「有效」利用的方法。這張藍圖上沒有勾心鬥角的政治考量、沒有社會結構對於人選擇範圍的限制、沒有文化與意識型態對於選擇的影響，全世界的人分享著相同的資訊、相同的思考模式，政府皆存著大公無私的善意，並且沒有階級。神話也不比這張藍圖來得美好，但我們都知道，自由競爭背後的資本主義必然處於剝削他人的前提下，而有了剝削就形成了階級，因此在自由經濟的前提上，這個美好的神話就已經灰飛煙滅。
農業作為國家的必須
雖然自由經濟看似全面地建構在神話之上，但在所有貿易中，農業之所以成為各個國家紛紛自我保護的對象原因就在於：一個國家在沒有國際貿易的前提下可以沒有工業或任何二三級產業，但一個國家在沒有國際貿易的前提下絕對不能沒有農業。糧食，作為國家的命脈，在各個國家都是個可稱作「古有明訓」的命題，也就是說，沒有充足的糧食自給率，一個國家沒有穩固的國家安全可言。
台灣島內自然資源稀少，導致我們所有的工業用自然資源幾乎全面進口，使得台灣工業一直停留在加工出口，只不過從低技術的手工業或輕工業加工出口，升級為高科技加工出口。同樣地，資源進口轉為商品出口。假如我們將農業也大量地進口來替代本地農業，讓低廉的商品性穀物傾銷到國內，我們同樣是依賴國外的資源進口，但不同於工業的是，這一次我們將國內人民生存所賴全押在國際經濟政治上，將台灣人民可否吃飽的決定權交付其他國家。只要其他國家不再向台灣輸出糧食，或者台灣對外貿易被全面性的阻隔，台灣人民就只有望著工廠與都市餓死。
也許預想政治操作干預自由貿易是設想過度，但就算在政治上不會使得台灣糧食交易受影響，我們也無從防範天災突如其來地摧毀某個大量栽做的糧食產地。只要農產品變成大量生產的商品性農作，這些農產品就不再是農業的一環，而成為以農作物為生產內容的工業，開著耕耘機或者各式農耕機器的人也不再是農人，而是領薪水做事的工人，當然，更不可能存在著農村。一旦世界糧食依賴這些工業農產品，而農產品的產地又不幸遭遇嚴重的天災，依賴於這些糧食的國家馬上就會面臨糧食不足，引發飢荒。
根據農委會2008年所統計的世界綜合糧食自給率量表，台灣的農業自給率為32％、日本為40％、韓國為42％、中國為95％、法國為122％而美國的糧食自給率則高達128％。日本政府尚在努力提昇糧食自給率，而韓國農民也持續不斷地警醒政府不可在農業政策上大量開放進口，而台灣政府從來不討論農業，尤其是糧食性農產業，不但忽視農產業的再生，還希望將整體農村包裝為商品出售。以台灣的政治經濟狀況，持續對農業的忽視只是讓台灣更依賴國際市場，而不會讓國際市場依賴台灣產業，而對國際市場依賴的加劇，使得台灣只要少了國際市場就馬上面臨最根本糧食的生存問題。在國際政治經濟夾縫中求生存的台灣實在沒有實力再將全體人民的糧食問題押為發展的賭注。
三農問題不可分
以上論述上我們確立了一件事：一個國家不可以沒有農業，而台灣更沒有條件失去農業。既然一個國家一定要有農業，這種產業就必須養活從事這種產業的人，也就是農民。在台灣農業的變遷史中，農業為農民帶來的收入日益困窘，到了今天，農業已經無法使從事農業者擁有足夠的所得去養活自己的家庭。當一個產業的收入已經無法養活從業者，工作與否就不再重要，造就大量人口離農或者直接移居都市。
台灣農地所有權過於零碎所產生的小農結構使得農業成本無法下降，但重新將土地所有權統整，使台灣變成大塊農地統一機械種植如同美國小麥般的種植形式並沒有辦法解決農業問題，因為上文已述，這種形式的農產業是有著農業形式的工業而非農業。當然，這樣的農產業對於國家糧食安全問題已有一定程度的保障，但相對地，大規模的種植意味著大量的外銷，當國際市場有任何波動或者有更低廉的農產業與其競爭，這種產業都將遭受到嚴重的損害。
馬政府在去年十月曾經嘗試推廣「小地主大佃農」的政策，這樣的政策所希望解決的就是台灣農業成本無法降低的問題，利用統整零碎土地所有權交付一個人來統一耕種讓機械耕種更加節省成本。這樣的政策本身看似兼顧了農業與農民的生存，但實際上忽略了農村文化對農業與農民的影響。
農業下台灣農民所產生的小農結構（請參考細碎的土地一文）進而產生的農村文化明顯有異於都市或郊區所形成的文化，這種文化維繫著台灣農業與農民之間的關係。政府所推行的「小地主大佃農」政策之所以可能會有害於農民與農業就是因為它破壞了農村文化，先不論台灣農村所謂「頭人政治」（靠人情而非理性運作）的普遍，將紛雜的土地所有權交予可能完全和這大塊土地上農民毫無認識或毫無關係的人來做「大佃農」，不但使農業和農民之間的連結減低，更讓農民和種植出來的實際農作物失去連結。這樣的影響不光因為偏好農村文化而不願農村消失，而更是因為當農民和農作物被分開以後，所有地主和佃農本身都像是領工資般在運作，失去對於實際作物經濟上的依賴，地主若面臨失業，它也無法用實際作物養活自己。此外，農村的頭人政治更可能使地方勢力影響整體農地的租佃，使農民更無法掌握自己的土地和土地上種植的作物。
在以上這般論述，我們確立了國家不能沒有農業，農業不能不依靠農民，而農民必須內於農村，這三個面向必須在同時考量下才能解決，單一方案都無法解決其中任何一項，也就是所謂的「三農問題不可分」。
農村再生條例不應該通過，因為這個條例只在乎將破舊農舍妝點為歐洲花園，只在乎農村土地轉用，改成一棟棟的別墅或觀光區，對於農業本身沒有任何考量，而農村也不可能因此再生。農村、農業、農民一旦傷害就需要非常長時間才有可能修復，這意味著，我們一旦破壞了僅剩農村對於農業的支撐，就動搖了國家安全的根本。因此，在文章的最後要再次強調，我們應正視台灣農業發展，而對於農村再生條例如此滅農之條款，政府立法行政更要謹慎三思。
--農業為何不能擺入國際市場「自由競爭」
文/孫有蓉
農村青壯人口大量外移、進口農產品價格比本地農產品價格更加低廉、農民三不五時需要國家補助，這些訊息不斷重複地透過大眾媒體灌輸進所有人的腦中，強化著台灣農村凋敝、農業衰敗、農民老弱的印象。
世界貿易組織（WTO）在籌組時本來只限工業產品為此組織協定的貿易對象，但在預期受益國的強力推動下，世界貿易將各國農業產品也納入了共同貿易市場中。韓國農民對於農業進入WTO激烈抗爭多年，許多國家也不斷要求保護自家農產業，提高本國糧食自給率，只有台灣，為了換取進入國際市場二話不說簽訂大比例從外國進口農產品的協議。打開了農業的門戶，換得的是台灣過於低廉以致農民無法養家活口的農業、衰弱的農村與剩最後一口氣的農民。
既然台灣農業競爭力如此低落，為何要保護台灣農業？為何不將台灣農業直接交由自由競爭下的國際市場決定其去留？國內農業成本過高可以直接由進口糧食、農產品替代；國內沒有人從事農業就直接開發農村，讓台灣成為一個沒有農村、沒有農業的地方，反正市場國際化、全球化，透過貿易，所有物品透過自由貿易，都可以達到最低成本最高利潤。一個國家，為什麼要保護國內農業？
自由競爭的神話
國際化，或者全球化自由競爭貿易，是搭建在一個宛如理想國般的假設上所畫出的美好藍圖，在這張藍圖上，所有國家透過貿易將會進行最完善的分工，使得產業在各個國家都用最低的成本產出，商品也都用最低的價格買入，一切在全面性的競爭與淘汰下，篩選下了資源可以最「有效」利用的方法。這張藍圖上沒有勾心鬥角的政治考量、沒有社會結構對於人選擇範圍的限制、沒有文化與意識型態對於選擇的影響，全世界的人分享著相同的資訊、相同的思考模式，政府皆存著大公無私的善意，並且沒有階級。神話也不比這張藍圖來得美好，但我們都知道，自由競爭背後的資本主義必然處於剝削他人的前提下，而有了剝削就形成了階級，因此在自由經濟的前提上，這個美好的神話就已經灰飛煙滅。
農業作為國家的必須
雖然自由經濟看似全面地建構在神話之上，但在所有貿易中，農業之所以成為各個國家紛紛自我保護的對象原因就在於：一個國家在沒有國際貿易的前提下可以沒有工業或任何二三級產業，但一個國家在沒有國際貿易的前提下絕對不能沒有農業。糧食，作為國家的命脈，在各個國家都是個可稱作「古有明訓」的命題，也就是說，沒有充足的糧食自給率，一個國家沒有穩固的國家安全可言。
台灣島內自然資源稀少，導致我們所有的工業用自然資源幾乎全面進口，使得台灣工業一直停留在加工出口，只不過從低技術的手工業或輕工業加工出口，升級為高科技加工出口。同樣地，資源進口轉為商品出口。假如我們將農業也大量地進口來替代本地農業，讓低廉的商品性穀物傾銷到國內，我們同樣是依賴國外的資源進口，但不同於工業的是，這一次我們將國內人民生存所賴全押在國際經濟政治上，將台灣人民可否吃飽的決定權交付其他國家。只要其他國家不再向台灣輸出糧食，或者台灣對外貿易被全面性的阻隔，台灣人民就只有望著工廠與都市餓死。
也許預想政治操作干預自由貿易是設想過度，但就算在政治上不會使得台灣糧食交易受影響，我們也無從防範天災突如其來地摧毀某個大量栽做的糧食產地。只要農產品變成大量生產的商品性農作，這些農產品就不再是農業的一環，而成為以農作物為生產內容的工業，開著耕耘機或者各式農耕機器的人也不再是農人，而是領薪水做事的工人，當然，更不可能存在著農村。一旦世界糧食依賴這些工業農產品，而農產品的產地又不幸遭遇嚴重的天災，依賴於這些糧食的國家馬上就會面臨糧食不足，引發飢荒。
根據農委會2008年所統計的世界綜合糧食自給率量表，台灣的農業自給率為32％、日本為40％、韓國為42％、中國為95％、法國為122％而美國的糧食自給率則高達128％。日本政府尚在努力提昇糧食自給率，而韓國農民也持續不斷地警醒政府不可在農業政策上大量開放進口，而台灣政府從來不討論農業，尤其是糧食性農產業，不但忽視農產業的再生，還希望將整體農村包裝為商品出售。以台灣的政治經濟狀況，持續對農業的忽視只是讓台灣更依賴國際市場，而不會讓國際市場依賴台灣產業，而對國際市場依賴的加劇，使得台灣只要少了國際市場就馬上面臨最根本糧食的生存問題。在國際政治經濟夾縫中求生存的台灣實在沒有實力再將全體人民的糧食問題押為發展的賭注。
三農問題不可分
以上論述上我們確立了一件事：一個國家不可以沒有農業，而台灣更沒有條件失去農業。既然一個國家一定要有農業，這種產業就必須養活從事這種產業的人，也就是農民。在台灣農業的變遷史中，農業為農民帶來的收入日益困窘，到了今天，農業已經無法使從事農業者擁有足夠的所得去養活自己的家庭。當一個產業的收入已經無法養活從業者，工作與否就不再重要，造就大量人口離農或者直接移居都市。
台灣農地所有權過於零碎所產生的小農結構使得農業成本無法下降，但重新將土地所有權統整，使台灣變成大塊農地統一機械種植如同美國小麥般的種植形式並沒有辦法解決農業問題，因為上文已述，這種形式的農產業是有著農業形式的工業而非農業。當然，這樣的農產業對於國家糧食安全問題已有一定程度的保障，但相對地，大規模的種植意味著大量的外銷，當國際市場有任何波動或者有更低廉的農產業與其競爭，這種產業都將遭受到嚴重的損害。
馬政府在去年十月曾經嘗試推廣「小地主大佃農」的政策，這樣的政策所希望解決的就是台灣農業成本無法降低的問題，利用統整零碎土地所有權交付一個人來統一耕種讓機械耕種更加節省成本。這樣的政策本身看似兼顧了農業與農民的生存，但實際上忽略了農村文化對農業與農民的影響。
農業下台灣農民所產生的小農結構（請參考細碎的土地一文）進而產生的農村文化明顯有異於都市或郊區所形成的文化，這種文化維繫著台灣農業與農民之間的關係。政府所推行的「小地主大佃農」政策之所以可能會有害於農民與農業就是因為它破壞了農村文化，先不論台灣農村所謂「頭人政治」（靠人情而非理性運作）的普遍，將紛雜的土地所有權交予可能完全和這大塊土地上農民毫無認識或毫無關係的人來做「大佃農」，不但使農業和農民之間的連結減低，更讓農民和種植出來的實際農作物失去連結。這樣的影響不光因為偏好農村文化而不願農村消失，而更是因為當農民和農作物被分開以後，所有地主和佃農本身都像是領工資般在運作，失去對於實際作物經濟上的依賴，地主若面臨失業，它也無法用實際作物養活自己。此外，農村的頭人政治更可能使地方勢力影響整體農地的租佃，使農民更無法掌握自己的土地和土地上種植的作物。
在以上這般論述，我們確立了國家不能沒有農業，農業不能不依靠農民，而農民必須內於農村，這三個面向必須在同時考量下才能解決，單一方案都無法解決其中任何一項，也就是所謂的「三農問題不可分」。
農村再生條例不應該通過，因為這個條例只在乎將破舊農舍妝點為歐洲花園，只在乎農村土地轉用，改成一棟棟的別墅或觀光區，對於農業本身沒有任何考量，而農村也不可能因此再生。農村、農業、農民一旦傷害就需要非常長時間才有可能修復，這意味著，我們一旦破壞了僅剩農村對於農業的支撐，就動搖了國家安全的根本。因此，在文章的最後要再次強調，我們應正視台灣農業發展，而對於農村再生條例如此滅農之條款，政府立法行政更要謹慎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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