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南埔外籍配偶現象調查

大南埔外籍配偶現象調查

文/孫有蓉


苗栗縣南庄鄉南富村（俗稱大南埔），一個南北貨物交通曾經盛極一時的客家農村，在快速道路開通後、在煤礦沒落後，大南埔和所有台灣農村都面對人口外移、休耕、人口老化、隔代教養...等現象。同樣地，當台灣農村普遍出現外籍配偶的同時，大南埔選擇外籍配偶的壯年人口已經約達百分之五十。有趣的是，大南埔在擁有這麼多外籍配偶的現況下，在表象上幾乎沒有出現文化碰撞、或者文化多元，甚至連語言都沒有普遍地產生衝突。進一步，在我們的調查下，我們發現：外籍配偶開始規模性進入的時間、大南埔當地洋菇業的興衰、大南埔稻作的興衰，在時間軸上呈現有趣的對比關係，而這些對比關係到底與大南埔當地男子普遍被引介去幾個國家娶妻有著什麼樣的關係？這便是此次田野調查欲解之謎。


農村人力再生產的斷裂

做爺爺奶奶這一代的老人家們說，大南埔在外籍配偶開始出現之前，家族之間的婚配都由父母指定，在大南埔鄰近的小南埔、三灣、獅頭山等農村間嫁娶，家裡讓我們借宿的叔母就從三灣嫁來大南埔。
這樣的婚配傳統並不只是出自地緣或者族群（客家人）因素，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婚配制度讓農村人力在幾個農村中形成循環的再生產機制。不管是大南埔當地女性嫁到其他農村，或者其他農村女性嫁來大南埔當地，這些新成立家庭所孕育出的就是農村勞力的下一代，每個農村的勞動力不會隨著老去、出嫁而減少，而農村的下一代也因為從小務農、接受外在資訊短少、發展選擇少而繼續留在農村中務農或者從事其他工作。

國民政府來台以後，一連串的農業政策：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領，使大地主消失，確立了台灣自耕小塊農地的現象，同時藉著發放各種股票，發展工業。隨著發展工業，與一項項不利農民的農業政策，農民開始必須向政府繳交大量的賦稅，再加上大量糧食的進口與飲食習慣的改變，稻米的需求量大不如以往，全台灣農村不是面臨轉作就是走向凋零。在農業凋零後，農村隨著產業沒落而勞動力需求量下降，開始面臨離農、人口外出找工作或者直接外移等等的現象。在這些條件下，原本農村的人力再生產機制面臨完全無法運作的窘境。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若是農村勞動力需求過低，那為何不是人口直接離開農村，反而出現從其他國家迎娶配偶進入農村的現象？是否，在農村人力需求尚未嚴重低於供給量時，農村男子在當地或者鄰近農村娶妻就已經遭遇困難？而又是什麼因素使農村人力的再生產機制出現斷裂，使農村出現規模且有系統地迎娶外籍配偶？


田野紀錄

在大南埔進行田野調查四天的期間，我們總共對六位外籍配偶、一位外籍配偶的丈夫、幾位村落裡的長者與村長進行訪談。作為一群陌生人，冒冒失失地闖進村落、家庭，問著有一定敏感性的問題，讓少有經驗的我們訪談過程充滿困難。
大南埔的第一位外籍配偶在二十九年前嫁來台灣，本身為印尼加里曼丹島的客家裔，原本的家中便以務農與做一些小買賣為經濟來源，經過已嫁來台灣的印尼同鄉介紹便嫁來台灣。阿姨本來在大南埔的一間牛仔布工廠作成衣，這間牛仔布工廠約有二十名員工，全都是由女性作為員工，兩年前工廠支持不下去而關閉，所以阿姨便轉到頭份一間醫院做清潔工維持家計，因為阿姨的丈夫最近失業，所以家中經濟除了兩位已成年在台北工作的女兒，就只有阿姨作為家庭收入。阿姨來到這裡時，政府對於外籍配偶不同於現在的許多限制，不需要以去識字班上課的時數作為換取身份證的條件，兩個月就拿到了身份證。因為同樣都來自客家農村，阿姨來到大南埔並沒有語言上的困難，就連風俗都不覺得有太大殊異。
阿姨的狀況看似純屬個案，但經過對不同外籍配偶的訪談後，我們發現當地外籍配偶多數來自印尼，並且也都是客家裔，多半家中本來也都務農。當地外籍配偶第二多來自海南島，多數也來自海南島的農村，其他零星有些來自越南。因此，大南埔的外籍配偶來到當地並沒有遇到嚴重的語言問題，多半甚至不但能夠用客家話與長輩溝通，更在文化習俗上少有摩擦。

在我們一行人與當地舉足輕重的長者—林裕祥伯公、兩次意識報大南埔之行對我們熱情招待的張明彩叔公進行訪談後，我們發現：約於二十年前，大南埔達適婚年齡或超過適婚年齡的男子開始有規模地前往印尼、越南與海南島，透過兩地媒人迎娶外籍配偶，這種現象在十年前達到高峰，但如今因當地少有青壯年人口，所以此現象漸趨於無。同樣約於二十年前，台灣大量出口的農產加工原料—洋菇，因為外匯低落，利潤過低而開始沒落。據當地老人家的說法，三十年前台灣農村開始迅速人口外移，但大南埔當地一直到十幾二十年前才遭遇到大量的離農與人口外移現象。明顯可看出，外籍配偶規模地進入大南埔的時間、當地產業的興衰有著特殊的對應關係。

由大南埔簡史看外配現象

從大南埔近八十年的歷史來看，大南埔並非一個以農業為唯一經濟的農村，使之與台灣多數農村比較，大南埔當地發展出的貿易與手工業都遠遠超出其他農村。八十年前，大南埔因作為南北商貨交通要道，所以南北貨皆集中於此貿易。當時大南埔人口比起現在多二三十倍不只，多家大商行光一日生意運作便需要十五個夥計，可見當時大南埔之興盛。就當地耆老所述，三十年前通往南庄市區的快速道路開通後，大南埔失去了地利之便，昔日興盛的貿易便開始沒落。
雖說三十年前大南埔繁盛的光景便開始走下坡，但這下坡路並陡峭的懸崖，大南埔的經濟並未在三十年前就跌落谷底；相反地，比起桃竹苗三地農村，大南埔算是其中很晚開始面臨嚴重的人口外移、產業外移問題的村落。三到五十年的繁榮歷史，為此地提供了大量的人口、商行、與加工業的可能，當地現存上有三家雜貨店，三家雜貨店都比起想像中傳統的柑仔店還具規模，其中日輝商行更是繁榮歷史中所留下的遺產。這些具一定規模的雜貨店顯示出：大南埔大量人口外移、產業外移發生於近五到十年，在這之前，大南埔擁有足夠的人口支撐三家雜貨店的營運。但這三家雜貨店，現在已經面臨平日除了村裡小孩買糖果飲料，已經鮮少有顧客光顧，三家雜貨店的家庭都有其他工作或者子女在外地工作作為家中經濟來源。

洋菇業

大南埔自客家先民開發以來，一直以稻米為主要作物，而茶葉、洋菇都是農忙之餘，或者以婦女為主要人力的家庭副業。1966年開始，政府以農業支援工業發展，革新農業技術、推廣化學肥料、施用農藥、興建生產設施…等，使農業單位產量不斷提高，並且大量出口。米糖本為台灣出口最大宗農產品，在這段時期中因世界產量過剩而出口減少，取而代之的是洋菇與蘆筍，這兩樣農產品大部分在台灣工廠加工成罐頭後出口。
洋菇的種植由各地的農會推廣，在大南埔當地，民國六十五年之前，因為大家對新作物抱著觀望的心態，並不多人種植。但因為洋菇成為台灣農產品出口的大宗，極高的利潤吸引村民紛紛種植洋菇，在民國六十五年到七十五年間，大南埔的洋菇業達到鼎盛。除了極高的利潤，洋菇的種植在每年的十月，剛好在稻米已經收成之時，不會影響稻作，而收割後的稻梗即用來培養菌種。洋菇的利潤雖然極高，但種植洋菇所花費的成本與人力驚人，因為洋菇的收成時間很短，所以在洋菇收成時必須集結全家大小的人力收成，連家中小孩也必須加入收成的行列。因為收成時間緊迫而人力需求量又大，在大南埔當地就發展出了「換工制」，以今日人力換他日人力，其中完全不涉及薪支給付。民國七十五年，外幣匯率下降，洋菇利潤不如從前，加上民國七十八年大南埔一場菇棚大火，使大南埔漸漸不再種植洋菇。
洋菇所產生如此密集的勞力，讓民國六十五年到八十年間大南埔當地的所有人力緊密和產業聯結，雖然當時稻作農業已經開始走下坡，大南埔當地也開始出現少數的人口外移與離農現象，但洋菇所產生的經濟與勞力結構，都使大南埔的人力流失減緩。

加工工廠

除了雜貨店，近二十年的大南埔其實存在著不算少的簡單加工工廠，竹子加工廠、牛仔布成衣工廠、相框鍍金工廠、燈泡工廠和五年前剛設立的蔥抓餅工廠，這些工廠的規模不大，幾乎都是不需要困難技術的基礎手工業，並且廠內員工多半為女性。因為當地一直以務農為主，所以這些工廠吸納了當地所有的女性人力，使女性在種植自家家用蔬菜與家務事之餘將勞力投入這些加工工廠。從十年前開始，工廠因為不敷成本、人力外移開始外移或者停業，兩年前，本有二十位女工的牛仔布工廠停止運作，此後，當地就只剩下由四位員工運作的蔥抓餅小工廠尚在營運。


結論

綜觀以上大南埔產業的簡史，可以清楚意識到大南埔的人口、人口所連帶的工作機會(水電、水泥、模板…等技工)、加工業，都使大南埔人口流失、產業流失的現象晚於周遭所有農村。加上，就伯公與叔公的說法，大南埔種稻的技巧較好，在政府開始補助休耕時，大南埔稻作的單位產量所得的利潤仍然高於休耕補助，所以較其他農村晚發生普遍休耕的現象。這所反映的是，當外籍配偶開始進入大南埔時，大南埔當地經濟狀況比起其他農村好許多，當地稻作也尚有利潤，到底是什麼原因促使女子不願嫁入大南埔？
當農村開始沒落，多數女子預見農村即將凋零的景象不願嫁入農村，而這樣的心理狀態使女性考量的並非單純是男方家中的經濟狀況、工作，彷彿整個農村生活(務農與否)皆被貼上了社會標籤，使女性不管男方是否務農或家中經濟狀況良好與否皆不願嫁入農村。此外，傳統農村文化中，土地對於男性所產生的固著性大於女性甚多，所以男性不繼承祖傳農地而遷移外地的能動性就比女性晚釋放出來。當女性不願嫁入大南埔，而大南埔的稻作、經濟在十年前又優於附近農村，所需人力也超過鄰近農村，就引發了十年前外籍配偶大量進入大南埔的高峰。
台灣農村都可見到外籍配偶現象，但這些現象在每個農村也正在漸漸消失，尚存在普遍外籍配偶持續進入的農村反而顯示著這個農村農業的延續。拿大南埔為例，大南埔幾年前尚有幾位專門為當地男子與外籍配偶介紹的媒人，今日全都搬離。而大南埔外籍配偶的現象也開始消失，因為當地幾乎無法找到適婚的青年長期定居，人口外移的嚴重程度使當地的結婚人口趨近於零。

政府近兩年在大南埔進行的農村開發案，希望一方面將部分農地轉為建地，另一方面推廣觀光農業，希望農村人口回流。這樣的開發案實行後到底是否成功使農村人口回流，而成功的農村回流到底是再一次地促使外籍配偶現象產生另一高峰或者成功作為台灣農村轉化的範例？將是意識報長期關注的問題。